2021年深秋,李国庆在北京朝阳区派出所做完笔录走出来时,天已经黑了。
这位当当网创始人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戏剧性的一幕——带着几个大汉冲进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,抢夺公章。而他的对手,是结发27年的妻子俞渝。
从2019年到2021年,这对曾经的创业伴侣上演了一出持续两年的控制权争夺战。法院判决、微博互撕、抢夺公章,每个回合都让当当网的市值进一步缩水。曾经与京东、阿里并驾齐驱的电商平台,如今年营收不足京东的百分之一。
李国庆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:”我们当初太相信感情了,觉得夫妻之间谈股权分配是对感情的亵渎。”
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家族企业的普遍困境:创业时靠着朴素的情感聚在一起,从不认为需要白纸黑字的约定。直到利益足够大、分歧足够深时,才发现情感这根纽带早已不堪重负。当聚合仅仅依赖血缘和感情时,散伙几乎注定走向决裂。
然而,就在这些悲剧不断上演的同时,有些家族企业却选择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。
01 新希望四兄弟的”先散后聚”
1995年的中国商界,新希望集团如日中天。作为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,年销售额突破15亿,占据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。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刘氏四兄弟会乘胜追击时,他们却宣布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决定:分家。
这个决定的背景值得细说。1982年,四兄弟在四川新津开始创业,老大刘永言卖掉手表,老二刘永行卖掉自行车,老三陈育新贡献所有积蓄,老四刘永好变卖了母亲的金戒指,凑齐1000元起家。13年披荆斩棘,从养鹌鹑开始,一步步做成饲料大王。
分家的导火索不是争吵,而是一次战略分歧。老大想做高科技,老二坚持做重工业,老三倾向于做投资,老四则认为农业大有可为。四个人争论了整整一个星期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“继续捆在一起,谁的想法都实现不了。”刘永好回忆说,”与其内耗,不如各自去闯。”
但分家的方式出人意料地理性。他们用了整整三个月,请来律师和会计师,把集团资产分成四份。每一项资产评估、每一笔应收账款、每一个供应商关系,都有详细的分割方案。不是酒桌上的君子协定,而是能够在法庭上生效的法律文件。
分家后,老大去了上海做房地产和高科技,老二创办东方希望进军重化工,老三做起了投资,老四继续深耕农牧业。各自独立,互不干涉,但又在关键时刻互相支持。2008年金融危机时,老二的重化工遭遇困境,其他三兄弟立即提供资金支持;2013年老四的新希望在海外扩张需要帮助时,老三的投资经验派上了用场。
这种”散”不是决裂,而是为了更好地”聚”。当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时,兄弟之间反而没有了利益冲突,情感纽带得以保全。分家后的20年里,四兄弟的企业总市值从15亿增长到超过2000亿。老四的新希望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农牧企业,老二的东方希望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重化工企业。更难得的是,四兄弟至今保持着密切联系,每年春节聚会从不缺席。
02 沃尔玛的百年规则
如果说中国企业的分合还带着浓重的人情色彩,那么大洋彼岸的沃尔玛家族则展示了另一种可能:用铁律般的规则实现家族与企业的双赢。
山姆·沃尔顿1962年创立沃尔玛时,只是阿肯色州本顿维尔镇上的一家小店。30年后他去世时,沃尔玛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企业。但真正令人惊叹的不是财富的积累,而是这个家族如何在创始人离世30年后,依然保持着对企业的控制力和家族的团结。
沃尔顿在1982年,也就是沃尔玛上市12年后,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:建立家族合伙企业Walton Enterprises。这个实体持有家族所有的沃尔玛股份,由五个子女共同拥有,但设立了极其严格的规则体系。
- 首先是投票权规则。任何涉及股权的重大决策,必须获得80%以上的同意票才能通过。这意味着五个子女中至少要有四个人同意。这个设计巧妙地避免了简单多数可能带来的压迫,强迫家族成员必须达成共识。
- 其次是退出机制。如果有家族成员想要出售股份,其他成员有优先购买权,价格按照独立第三方评估确定。这确保了股权不会流失到家族外部,同时也给了想要退出的成员公平的补偿。
- 最关键的是继承规则。沃尔顿规定,家族股份只能传给直系血亲,配偶没有继承权。如果子女离婚,配偶不能分割沃尔玛股权,只能获得等值的其他资产补偿。这个看似”冷血”的条款,避免了因婚姻变故导致的股权分散。
2020年,沃尔顿家族第三代成员卢卡斯·沃尔顿在接受采访时说:”祖父留给我们的不是财富,而是一套运行机制。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,可以争论,但必须在规则框架内解决问题。”
这套规则体系的效果是惊人的。沃尔顿家族至今仍持有沃尔玛超过50%的股份,控制着这家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的企业。家族财富超过2500亿美元,是全球最富有的家族。但更重要的是,家族成员之间没有发生过公开的争斗,第二代、第三代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03 规则护航下的中国式传承
尽管文化背景不同,但商业的本质规律是相通的:没有规则的聚合注定脆弱,有规则的散伙也能共赢。
中国家族企业正站在一个历史性节点——是重蹈当当网的覆辙,还是像新希望那样实现平稳过渡,关键就在于能否建立起适合自己的规则体系。
这个规则体系不必照搬西方模式,但必须解决几个核心问题:
- 进入和退出的标准是什么?
- 决策权如何分配?
- 利益如何分享?
- 冲突如何解决?
这些问题越早明确,家族企业的生命力就越强。
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。规则不是对家族情感的背叛,而是对家族价值的保护。当游戏规则清晰透明时,家族成员可以把精力放在创造价值上,而不是在利益分配上勾心斗角。在规则的护航下,”义”不再是道德绑架的工具,而成为自愿选择的结果。
正如刘永好所说:”我们兄弟分家27年了,但感情比以前更好。因为我们不需要为利益争吵,可以纯粹地做兄弟。”
